所以，最好的法子，绝不是让美可望而不可即。
在他看来，由最聪明的人当政，才是唯一出路。秦始皇还重视农战，虽有焚坑，医卜农桑之书不禁，但汉唐以下，宋明以来，士农工商，只有士（不是武士，而是文士）才是正经出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他们不养父母，无孝心，更是不懂人家的国情如果美国是一个规范概念，那么美国正义论就变成一个只有美国才有或一种能够体现美国性的正义理论是什么的问题，而后者往往容是说不清的，通常也不可能会被美国学者认为有多大学术价值。第二种是效果论的立场，即从一种行为或制度带来的成效来评判其好坏。儒家最高的理想是万事万物都能够在和而不同的境界中完整地展开自己，所以他既不会牺牲个体价值来追求所谓的总体和谐，但也绝不会罔顾总体和谐来树立抽象的人权标准。
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找到了讨论中国正义论的恰当途径。礼制与法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反对一刀切，主张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亦即：博爱→良知→正义原则→理智→制度规范→社会和谐。
其实践范式是生活的儒学，以台湾的龚鹏程为代表，致力于儒学的生活化。这就涉及儒家的仁爱观念。修六礼、齐八政、养耆老而恤孤独、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复活起来…… [12] 以上两种范式的生活儒学，显然是儒学自身的两个层面——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展开。2、秩序：礼——规范的亚洲 正是由于各国不同，所以，为了和，就需要建立国际秩序。
《荀子》：王先谦《荀子集解》本，《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事实上，儒学是一套立体的、丰富的理论系统，礼或道德、伦理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
[⑨]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Voice From The East: 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帕斯国际有限公司（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6年版）。[⑦]（2）作为形上学的变易本体论。礼或社会制度规范的建构必须顺应这种转变，否则就是不合时宜的，也就是不正义的。[35] 其实，这种不虑而知的良知或正义感，并非什么先天的或者先验的东西，而是源于一个群体在特定生活方式中的共同生活感悟。
（三）仁：仁爱情感 上面谈到，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建构必须是出于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一视同仁）的动机。这就是《中庸》讲的义者，宜也[28]。没有良知，就没有和平。《礼记》指出：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
总之，我们应当携起手来，通过共享生活儒学的价值，共建一个博爱的亚洲、良知的亚洲、正义的亚洲、理性的亚洲、规范的亚洲、和平的亚洲。诚然，人不仅有理智，还有情感、欲望，所谓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43]。
而在儒家话语中，社会规范属于礼的范畴。显然，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立于礼[21]，亦即遵守制度规范。
建构这种规范的亚洲，特别需要亚洲各国共享生活儒学的以下几种价值： 3、工具：智——理性的亚洲 任何规范、制度或秩序的建构，都需要理智或理性。[⑦]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附论二：生活本源论。[34] 这就是说：在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即不牵涉他人权利的地方，可以差等之爱为第一原则。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然而在具体的情境下，它表现为一种不假思索的直觉。
亚洲的和平，必须建立在亚洲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上。首先是正当性原则，要求我们在建构亚洲秩序时，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等之爱，追求一视同仁的一体之仁。
《孟子》：《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在这次会议上，龚鹏程教授是开始的主题发言人之一，黄玉顺是最后的总结发言人之一。
[②] 关于生活儒学，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儒家所讲的仁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差等之爱[29]，即爱的程度是要区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的。
[24] 所谓损益，损就是在旧的制度规范体系中去掉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益就是在旧的制度规范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一些顺应时代的东西，其结果就是一套新的制度规范体系。《国语》：韦昭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二、生活儒学的价值观念 生活儒学的价值观念（values），体现在儒学的一系列概念与范畴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儒家的仁→义→礼这样的理论结构。
《生活儒学讲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否则，正如孔子指出的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45]，仅凭理性是不足以成功的。
[17]礼这个概念有三个层次：一是礼制，就是这套社会规范在制度安排上的体现。但是，任何具体的礼的系统都是特殊的和变易的，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存在普适的（universal）社会规范、社会制度。
[⑧]（3）属于形下学的中国正义论[⑨]、以及国民政治儒学[⑩]。儒学一方面是以生活及其仁爱情感为本源观念的理论体系，自古传播于亚洲儒家文化圈。
《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这就需要建构起一种新的亚洲国际秩序，建构一个规范的亚洲，才能相互以礼相待，维持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繁荣这意味着什么呢？《瓦尔登湖》所要表达的，当然不是纯粹政治领域的事情，梭罗所说的公民不服从，并不可以完全理解为一种不服从的政治权利，相反这意味着，在美国文明的基础中，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王国。梭罗的这种说法，恰恰印证了在整个19世纪中期以来，在马克思所说的物化世界里，以及后来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文明压抑的世界里，都必须为人们留出一个独立的自然世界。
其实，弗雷泽讲的很清楚，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在经历了由宗教到科学的千年历史后，随着大工业社会的来临，科学又重新返回了巫术。再比如，福柯讲的圆形监狱体制，是用庞大的编码系统组建的知识-权力体制，所以，通过解码挣脱常规语言的羁绊，会透出一种创造感，甚至是一种解放感，马格利特画的《烟斗》的符码游戏，大体如此。
当下的个体，似乎变成了所有艺术的载体，中国的艺术家也像小跟班一样，紧随其后，效法其后。于是，乡村世界就构成了退隐的想象。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山水，永远是我们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今天，我们既吸纳了西方的反传统的姿态，同时又把自己的传统反掉。